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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


第1章 婦女健康運動的發展與演進前言    新世紀的婦女應以不同於過去的思維看世界,更應以不同於過去而更入世的方法,來處理本身的生活及周遭的人、物、事。而古今中外一直身為主要的醫療照護服務之使用者(user),以及身負主要健康照護之提供者(provider)的婦女,對「婦女健康」此一議題,應跳脫產科及內外科的生理病理角度,進而從社會、心理及身為女性的存在性與生活性來認識與探討。莊淑旂女士在其回憶錄中說得好:「以前的書沒有教女人如何生活,只是教人生小孩,當時又沒有避孕的知識,……(莊淑旂,2001)。」而對每一位婦女來說,「婦女健康」應屬於所謂「生活」的最重要一環吧!    為了能使讀者對「婦女健康(women’s health)」新思維之蘊生、發展與演進有一初步的認識,本章將先從十九世紀於美國所發生的相關「運動」開始回顧,並對同一時期發生在台灣本土的相對歷史鱗爪,也進行初步的介紹,以建構出時代演進過程對「婦女健康」所賦予的歷史意義。此外,也將對「婦女健康」所應涉及的層面及影響的各種因素,進行初步的探討與介紹。壹. 婦女健康之發展與其新意義  婦女健康之發展與所賦予的新意義,我們可以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葉的婦女健康運動的歷史來談起: 一、十九~二十世紀中葉(一)美國婦女健康的起源意識上的覺醒  最初,以「婦女健康」為主題而進行探討,並且加以大事張揚而有意推廣的舉動,可追溯到1830及1840年代。當時在美國東部所提出呼籲的議題為:「照顧家庭成員之婦女: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這一呼籲,影響所及,居然觸發了一般中產階級的婦女,開始注意起自己本身健康之風潮。進而也引發美國的女性申請進入醫學院校習醫的念頭。美國第一位進入醫學教育機構接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女性為Elizabeth Blackwell女士(Dolan, 1973)。此後,專門為女性設立的醫學教育機構,例如:賓州的Fe-male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波士頓的The New England Medical College,以及紐約的The Homeopathic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等醫學校前後成立。而Elizabeth Blackwell醫師也於不久之後,創辦了一所女子醫學校(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OWHPHSCC, 1998)。身體上的解放  其實,距今已一百六十多年前,有關「婦女健康」所講求的思維重點,就已建議婦女要過「健康的生活」;強調婦女們要有適合的飲食習慣、適宜的運動,並要求婦女們將自己的身體從「束身衣」的裹綁中解放出來(圖1-1)。此外,更呼籲已婚婦女應避免採用以壓抑性需求的斷絕方式來控制生育。由此可見,在此時,西方國家在推動「婦女健康」運動時所持有的「願景」早已是:期許婦女們以身為居家療傷者(healer)以及民間醫療執業者(lay-practitioner)的身分,對於對自己的健康,應該擁有主導的地位與主控的能力及權力(Alexander et al., 2001)。「戰爭」與發展「婦女健康」的關係  美國的內戰(civil war, 1861-1865)是歷史上另一項對「婦女健康」的發展與演進具有關鍵性影響的事件。由於戰爭造成的大批傷患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女性醫師及護理人員志願參軍,並參與傷患的救治工作。當時隸屬聯邦軍的護理團長Dorothea Dix女士打出先鋒旗幟,招募一批護理人員共同負起救護傷患的工作。這種參與國家性有組織的活動,將婦女是健康照護提供者的角色,透過護理人員的貢獻,做出公開性合法化的宣示。因此,有系統地訓練護理人員的醫院附設護理學校乃於1873年起紛紛開辦。其中,如紐約的Bellevue Hospital、波士頓的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以及紐哈文的Connecti-cut Hospital等醫院,均成為訓練女性護理人員的拓荒機構。直到1911年,美國已陸續成立了125所醫院附設護理學校(Wolf, 1947)。不過,在男性醫師與女性護理人員絕對分工的體制型態下,仍充分呈現出男性權威性及女性附屬性的上下從屬之權力結構。「婦女健康」運動的啟航  當美國的社會隨著時代之巨輪而邁入二十世紀以後,由於女性醫師人數的持續增加,她們在以男性為主的醫療環境中,漸漸形成一股力量,一方面努力爭取專業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更努力以專業實力,推翻傳統上一直認為女性是脆弱之說法。這種趨力,將美國「婦女健康」運動更向前進一步推入全盛期。  在此一時期,不僅美國婦女的健康得以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一般婦女的權利(right)也獲得前所未有的保障與提升。同時,美國也發生空前的生育控制運動(birth control movement)。此一運動係由原來身為護理人員、而後轉為女性醫師的Margaret Sanger女士(Myer, 1973)所鼓吹的。而影響所及,導致美國社會開始接受各種節育方法的使用。這項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進一步將婦女從「生育後代」的宿命中,做了一次大解放。也使得婦女的存在及生活品質獲得大幅度地改善。緊接著美國政府於1921年也以立法的手段,通過陶納法案(Shepard Towner Act),積極地以政府的資源與行政管道,提高產前及嬰幼兒健康照護的可及性。  (二)台灣婦女健康的起源  至於同一時期,我們台灣這塊土地上與社會中,到底又有什麼重要的相關「運動」或「事件」發生呢?  依據遠流台灣館編著的《台灣歷史年表》的記載,與「婦女健康」議題最有關的大事,可以說是1900年(日治期間明治33年2月6日),由台北中醫師黃玉階先生發起之「台北天然足會」所推動的「解纏足」運動。而台灣整個社會對此一運動所作的回應,可以說既迅速又徹底,以致於1910年左右在台灣所出生的女孩已大部分徹底擺脫「纏足」的厄運。這種社會改革可以說對台灣女性身體的解放,較之前面所提及有關美國婦運團體要求婦女們,將自己的身體從「束身衣」的裹綁中解放出來,不僅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所發揮的實質意義,可以說較之更為深遠(台灣遠流館,2001)。至於台灣的社會是如何將婦女身為健康照護提供者的角色進行合法化呢?台灣最早期,對護理人員(看護婦見習生)有系統地進行訓練與培育,可以說於日本統治台灣(1895年)後的第三年(1897年9月)開始的(莊永明,1998;陳月枝,1998)。訓練所設在當時台北帝大附屬病院(台大醫院前身)。據說,最初兩年僅收日籍婦女,而往後就有一批批台灣籍的女性接受正規的訓練。  而另一股對台灣「婦女健康」的演進與發展,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的,就與台灣助產士之培育(吳嘉伶等,2000;Chao, 1990)息息相關。開啟台灣助產士的正式教育訓練與證照制度,也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所建立的(游鑑明,1995)。雖然日本早於1902年在台灣即已於官屬醫院開始設立助產士訓練所,但早期受訓者亦只限於日本婦女;直到1907年才開始培訓台籍婦女,每年培養10~15人(游鑑明,1995;蔡煒東,2000)。  由此可見,台灣「婦女健康」之演進過程,並不像美國是由民間婦女運動領袖來催化,而是由殖民政府以官方政策的移植方式,擔任起早期的推手。不過,當蔡阿信女士於1920年赴日本的唯一一所「東京女子醫專」進修,而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醫師後,也開創了民間私人婦產科診所培育助產士的先例(施叔青等,1999)。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台灣「婦女健康」之發展,仍然和美國婦女有一些類似之處,那就是均透過接受正規的醫學、護理與助產的教育來推動「婦女健康」。這些台灣「婦女健康」的開拓者,經過教育的洗禮後,不僅提升了其個人的社會參與能力及社會參與的權利,更進一步改善了台灣一般婦女人口的健康水準。其中最顯著的,可以說是助產士的貢獻。由於助產士的存在,讓當時民風仍相當封閉的台灣婦女願意將原本由普遍未受過專門訓練的「先生媽」執行的接生、生育的照護工作,交由受過正規教育的女性助產士來負責。這種能夠使早期台灣的民眾在信念上以及行動上發生如此轉變的努力,相信對降低當時台灣婦女及嬰兒的死亡率有相當大的貢獻。可惜,這股推動時代進步的力量,卻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漸漸因不敵發生在台灣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以及文化上的巨變而式微、泯沒(行政院衛生署,1999;吳嘉伶等,2000;Chao,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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